陈惟浚问：您为何发叹？阳明答：此理简易明白如此，却一经沉埋数百年。

汉字哲学既肯定语言的作用，同时又肯定语言的有限性，承认意义世界的无限性，通过有限而达于无限，实现人生意义的超越，这才是它的根本特征。[3] 这是具有前瞻性的看法，从一个意义上说，模糊性正是丰富多样性的表征（汉字能容纳最大信息量，这一点已经被证明），也预示着发展的无限可能性。

比如理字，是冯友兰新理学的重要概念，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概念。试问，如果不用汉字去解读西方哲学，怎么会有用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哲学的结果呢？冯先生不是作哲学翻译，而是从事哲学创造，他的创造固然吸收了西方哲学，但又是建立在汉字文化的基础之上。任何语言都有其民族的、历史的印记，同时又凝结了人类共同的生命体验及其意义，二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结合在一起。冯友兰也说过：人必须说很多话然后保持沉默。汉字本身的会意特点就决定了，要把这些哲学语言变成近代语言，就必须实现意义转换。

应当说，这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课题。生当时代变革之际、中西文化冲突之间，冯先生不是以恢复传统哲学为己任，而是以传统哲学近代化为使命。但是，在美学领域，情感则起决定作用，审美鉴赏只能由情感决定，而与概念、范畴无关。

境界固然是心灵的，而且有主观性，但境界之所以为境界，必有其存在论的前提，而且最终要冲破主客观的界限，实现主客内外之合一，无论佛、道还是儒家都没有例外。[8]《嵇康集·养生论》。目的论是一个弱的理论，不是强的理论，天人授受之间有一种目的性的关系，人有善心善性，这是人的目的，但能否实现全在人自己。非理性主义是从理性主义逃出的一条出路，这条路却不引向自由，而只更多地缠结到理性主义中去了，因为此时唤醒了一种意见，认为理性主义只消通过说不就被克服了，其实它现在只是更危险了，因为它被掩盖而更不受干扰地唱它的戏了。

境界形态的哲学虽不是实体论的，却是存在论的，它以存在为其前提。理性的历史贡献是有目共睹的。

阮籍傲然独得，任性不羁，而喜怒不形于色[10]，也是重情之人。前者以墨家、名家为代表，后者以儒、道、佛为代表。[17] 康德：《判断力批判》上卷，第143页。司马谈在《论六家要旨》中说：名家苛察缴绕，使人俭而善失真。

谁要脱离情感而讲形而上学的性理之学、心性之学，必将被斥之为有体无用之学、凌空驾虚之学。道家和玄学对中国美学、诗学、文学、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都很重视情感，视之为人性的重要内容。阮籍之重情，确实大量表现在审美鉴赏方面，无论在生活中，还是在作品中，都有这方面的记载和记录。儒家哲学是一种哲学，既是哲学，便具有一般哲学所具有的条件，其中有智性，也有情感，当然也有意志等问题。

但仁是什么？这就涉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了，因此儒家也要讨论宇宙本体论一类的问题。神明茂，故能体冲和以通无。

因此，在儒家哲学中，并没有独立的美学或伦理学，更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理论理性或认识论哲学，或所谓本体论哲学、形而上学，等等。[20] 抛开其他因素不谈，就理论而言，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。

但是，理性主义也造成了一种偏向，这就是人本身的问题被疏远了、被忽视了。[22] 所谓共存在一起，正说明理性主义同非理性主义、反理性主义不是互相取代的，而是互相依存的，换句话说，理性主义传统从来没有中断，而且占主导地位。从上边说，情感能够通向性理，具有理性形式。西方的另一些哲学家则把情感归之于美学问题，用情感解释审美现象。这里所说的诗学，不是狭义的诗学，即不是关于诗歌的学说或理论，而是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说，这种哲学是讲人的存在问题的，是讲人的情感与人性的，不是讲逻辑、概念等知识系统的。古希腊哲学虽然有整体观，而且重视人的德性和善，但是从一开始就偏重于知识，因此才有苏格拉底的知识即善的说法。

但是，我若发现它美，这却是一先验判断，我可以推想那个愉快是对每个人必然的。有人将天命解释成必然性，即道德命令，这样说有一定的道理，命字确实有命令的意思，天命似乎是一种无言的命令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长期居于重要地位而又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儒、道、佛三大流派，就是属于这种形态的哲学。但是，又不同于康德所说的纯粹的实践理性，而是和情感联系在一起并以情感为其内容的具体理性。

所谓不羁是不为名教所羁，所谓任性，是任其真性情，性即是情。与此相联系的是，在儒家哲学中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内容，比如理性问题、知识和认识问题、意志问题、欲望问题，等等。

根于心就是根于情，四端之心即是四端之情，四端之中便有四性，扩而充之只是使其客观化、普遍化而成为理性的。嵇康之任心，是任真情之心。人与世界的关系，不只是认知关系，人不只是认识主体。其他各家，或可分属于这两种类型，或可独立于这两种类型，构成另一种类型的学说。

儒、道两家都讲真情，而且讲原始的本然的本真之情，但是道家更侧重于个体的生命情调（包括审美情感），儒家更侧重于个体的生命关怀（包括道德情感）。无论孟子所说的仁义礼智根于心、心悦理义，还是朱子所说的爱是情，爱之理是性，都是这样的具体理性，而不是超绝的纯粹形式。

一、问题的提出 中国哲学是一个复合性名词，包括不同的哲学。后现代哲学批判理性的权威，提出恢复完整的人，不是没有意义的。

这一点是重要的，尽管他没有将这种共通感完全地归结为先验的必然性，但是毕竟承认审美情感并不是私人的，并不是不能相通的。他还承认同情心有差异性原则，对熟悉的人的同情要比对不熟悉的人的同情更深，对本国人的同情要比对外国人的同情更深。

本心即是情，即是理（性），心、性、情、才是一物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儒家从根本上说是人学，而人学即仁学。物情顺通，故大道无违。境界型的哲学重视人的心灵的存在状态、存在方式，而不是认识能力（并不一概否定认识），将人视为一种特殊的生命存在，并且在心灵超越中实现一种境界。

这样说是有充分理由的。因此，我们说中国哲学是诗学的。

所谓情感本身就是理性的，如陆象山的本心说与王阳明的良知说就是代表。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，其实就是所谓认识论的转向，即讨论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。

但是，就全部中国哲学而言，如果按照类型进行划分的话，那么，可以说有两大类型，一类是知识型的，一类是境界型的。另一位道家大师庄子说过，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，其妻死，则鼓盆而歌，他还与惠施辩论过有情、无情的问题。